腾讯TOB京东TOC：政策导向的“互联网+医疗”发展到哪一步了？(3)

国家卫健委教科司副司长张彩虹在采访中提到，截至2018年底，我国临床执业医师数共计360万人，另有乡村医生90余万人。中国每千人医师数是2.4人，2020年目标是2.5人，2030年目标是3人；德国的平均数是4.98，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数是3.99。

那么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远程诊疗能否创新？

如果说腾讯智慧医院强调TO B的服务，2018年4月上线的京东互联网医院则更面向C的闭环体验，以自建的体系收割用户群。

早在2017年京东就与宁夏银川市达成了合作，在银川设立京东互联网医院全国总部，已经可以实现线上问诊、开具处方、药品配送的一体化流程，这得益于京东物流在2017年8月公布的医药物流解决方案，“京东物流医药云仓战略。

在选择合作主体方面，京东健康从医院和医生同时合作。

据报道自京东银川互联网医院总部运营以来，京东互联网医院有超3万来自全国32省市自治区327市的医生，其中62%来自三甲医院，80%是主治及以上级别。

2018年，时任京东云负责人的刘子豪在一场发布会称“京东云的医疗健康战略：“京东云不是医疗专家，是‘水电煤’，是做基础设施的”，表明京东云面向各端提供平台性服务的定位。

不论如何，远程医疗似乎绕不开现有的公立医疗资源。

2018年全国共有医院3.2万家，在在2019北京国际远程医学高峰论坛上，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张学高介绍，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到今年10月份全国已有269家互联网医院，11月又有121家新加入的医院。

互联网医院和现有医院的比例为1.2：100，加入联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数量和现实需求的数量还有较大的差距。

归根结底，远程诊疗可以减轻公立医院负担、优化医患关系是各界共识，但是问题在于公立医院是否愿意将“门诊售药”这一负担减掉，如果我们报以最乐观的估计——未来医疗资源会逐步充实，但通过远程诊疗+处方流转的方式彻底实现医药分离普惠患者，仍然有很长的政策建设过程。

结语、 从政策角度重新审视“格兰特曲线”

当前的医药电商、远程医疗等“互联网+医疗”的分场景的发展，面临的利益阻隔很多，还需要大量的试点验证和政策推动。

举个例子，2017年5月9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发放的《关于征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第二章第7条明确互联网诊疗活动准入规定：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提供。

该政策某种程度上将互联网诊疗钉死在公立医院辅助性角色的柱子上。

国家在公立医院的改革上慎之又慎，即使现有的试点工作，也没有在人口集中的大型城市中展开，多是云南、柳州等三线城市。

现有厂商布局的取向，京东在药品零售和线上诊疗方面走通过自建路线试图为C端用户提升体验，腾讯医疗则关注B端服务的覆盖。但是不论哪一端，绕不开公立医院是毫无疑问的。

在国内的市场环境中，尤其是医药这种敏感领域，单纯用格兰特曲线的期望和时间两个维度实际上不太适用，稍作修改如下：

未来的“互联网+医疗”的还要经过“试探性政策巅峰期”，然后进入到“关键性政策出台期”，在进入“调整期”后，才可能逐步进入稳定的“生产性平原（Platau of Productivity）”。

不论如何，在各家的尝试未能出现显著的效果引发决定性政策出台之前，智能相对论认为“互联网+医疗”当前所处的状态还处于“试探性政策的巅峰期”坡度一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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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智能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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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ASP站长网）